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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硕西游记人道的曙光美学观点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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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硕,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兼重国学传统训诂考证与现代文学批评。

摘要《西游记》小说的成书一方面因袭了诗话、杂剧、平话中的佛道宗教题材,一方面也被作者注入了寻常的世态人情以及明中叶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小说在唐三藏取佛经这个既定的大框架里,充溢着多样纷繁的异己的内容,表露出离经叛道的意趣,其将神佛世俗化,时而投以大不敬的揶揄、调侃,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其原本人为的神秘性、神圣性,形成了小说主体原旨与局部意趣的背反,造成庄谐并陈、化庄为谐的基本格调。这就是《西游记》小说的精髓、价值之所在,其所闪耀的人道曙光,乃基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统一的观照。

关键词《西游记》;旨趣背反;化庄为谐;美学与史学

一众说纷纭的启示

《西游记》小说问世后,诠释者不绝如缕,众说纷纭,每位解说者都自以为是,又几乎无一不受到质疑。文学诠释的多样性固然是常有的事情,像《西游记》这样的情况却是少见的。

《西游记》的解说虽然众说纷纭,实际上都是不同的寓意说,解说者都不满足于小说形象和故事层面的意思,要去追询形象和故事背后蕴蓄的意义,区别在于各家寻绎出的意思、意义各自不同。只有胡适的“游戏说”,认为这部小说只是一部“滑稽小说”,并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是个例外,也显然有所忽略,即如他所说的“爱骂人的玩世主义”,岂不也有具体的内涵和意义?《西游记》是神魔小说,属于神话性质的小说,寻求神魔故事背后所蕴含的意思、意义是理所当然,解说者不会满足于为奇异的情节所引起的惊奇有趣之感。但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神话诠释中时常遇到的难题:形象、情节背后的意义的暧昧性,难以确定性。问题正由此发生。众多的解说究竟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与小说叙写出的形象和情况相吻合?所做出的解说是否就是小说本有的意思、意义?

明清时代的解说者多是用佛、儒、道三家的理念、语言解说《西游记》的大旨,有人谓其演绎的是“魔以心生,亦以心灭”的佛理;有人说“盖亦‘求放心’之喻”,或说是“劝人为学”,寓“正心诚意,黾勉警策,克己复礼之至要”;有人认为是教人“性命双修”。这类解说,都是就小说中称孙悟空为“心猿”,故事主体是孙悟空始于“放纵”,被降伏后,西天取经,终成正果,做出的概括。应当说这种解说还是言之有据,也符合文学诠释的常情常理,所以鲁迅也大体认同了“盖亦‘求放心’之喻”一说。然而,这种解说却丢开了小说中的许多具体的情节及其所显示的与“正心”“求放心”相悖的内容意义,叙述者心爱的、也是让读者最赏心悦目的孙悟空,不是他被制伏,不再“放纵”,相反地倒是他的“放纵”,他桀骜不驯的扰闹神仙世界、嘲谑神佛的行为和话语。就题材和故事梗概说,这类解说是对的,但丢弃了其中的丰富的细节,便阉割了小说的文学生命。

道教徒解说《西游记》没有停止于抽象说教,他们说小说字面上写的取经故事,内里表述的是“金丹大旨”。他们的解说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小说中引入了元代道士们的诗,回目中也用了道教炼丹的术语,如“婴儿”“姹女”“元神”“脊关”,但没有改变小说形象和故事的肌质。他们逐回将小说的情节说成是隐喻炼内丹的理念法则,则是望风捕影,牵强附会,荒谬得没个理路。这在性质上已不是解说小说,而是不顾青红皂白地强行借小说来兜售炼丹的理念法则。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西游记》的解说最为繁杂,而且不断发生争议。其中有“邪不压正”说、“安天医国”说、“忠奸斗争”说、“歌颂叛徒”说。这类解说是将小说形象和故事当作社会阶级斗争、*治斗争的反映,也用现实的*治原则来判定其是非,虽然取向不同。有的解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简单机械比附,摆脱现象而把握其内在精神,于是又有小说前后的两部分“离则双美,合则俱伤”或“主题转化”之说,依现代人的观念是合乎情理的,小说中也原有历经磨难方能成功之意。但也丢开了小说的许多自身的意义,当作一种象征,就丢开了原本意义。还有更复杂的情况,在小说叙写中又时而以游戏之笔,“佛头着粪”之法,颠覆其神圣性,所象征的“斗争精神”,也打了折扣,倒是鲁迅说的“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有鉴赏了”,更贴近小说的实际。各个时代的解说者总是免不了用各自时代流行的理念、话语来解说这一部小说,他们从小说中抽绎出的还是他们时代流行的理念,并且随着历史距离的增大,而与小说的距离也愈远,愈不相适应。

古今各家之说大都是要将小说的内容纳入一种思想意义,而置另外的内容于不顾。这也说明了这部小说的内容包含了多种因素,自身就存在着矛盾。总括主题,论其大旨的做法,可能是一个误区。

二唐僧取经经历的虚幻化与原旨的蜕变

像中国早期的几部长篇小说一样,《西游记》写的唐僧取经故事,也是有历史事实的根据。唐太宗年间,玄奘去天竺诸国取经,历十七年之久,备受艰难困苦,归国后译成佛家经典六百五十七部,堪称历史伟人。沙门慧立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其旅途诸般经历,如山河险阻、气候严酷、野兽威胁、强人袭击,以及所见异国风貌、奇特的自然现象,自然不免带有些宗教的神秘色彩,从而也就成了后来日渐虚幻化的张本。

唐代寺院盛行俗讲,玄奘取经故事理所当然地成为俗讲的题材。今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刊行时代可能是宋末元初,然就其散韵相间的体制,各章标题中多有“处”字,以及若干语言现象,如“喊”字刻作“噉”,与俗讲变文实为一家眷属,其成书年代有可能在晚唐五代。这本《取经诗话》远远离开了史实。“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个铜头铁额猕猴王”自愿“来助和尚取经”,自此改呼“猴行者”,充当起后来孙悟空的角色。中途降伏的深沙神,化做金桥,托定取经人渡过沙漠,虽未加入取经行列,也显然是后来沙僧的前身。九龙池降馗头鼍龙,抽其脊筋,给法师结成绦子,系于腰间,从此“步行如飞,跳过有难之处”,与后来驮唐僧西行的白马,亦当有血缘关系。尽管在此《诗话》中,猪八戒连点影子也没有出现,但取经故事的框架已初具规模。第六章“过长坑大蛇岭处”,取经人见“坳上有一具枯骨,长四十里”;又遇“一道野火连天,大生烟焰,行去不得”,取经人“将钵盂一照,叫天王(大梵天王)一声,当下火灭”;接着又遇化做“白衣妇人”的白虎精,猴行者作法,使白虎精腹内生出一猕猴,最后变作一块大石,撑裂肚皮。后来《西游记》中写的过火焰山、三打白骨精便是由之生发出来的。第十一章“入王母池之处”,法师要猴行者偷蟠桃,猴行者称八百岁时曾到此偷吃蟠桃,被王母捉住,打了千百棒,至今肋下尚痛;法师还是要猴行者去偷,树上落下三颗蟠桃,变成三个孩儿,法师不敢吃,猴行者拿在手里,又化为乳枣,吞吐入口中,将枣核吐于西川,那里地中便生人参。这也显然是《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蟠桃会,取经路上偷吃人参果两段情节的原始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古道家的神仙西王母,在《取经诗话》形成的阶段,已被纳入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了。

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的进一步丰富、发展,是佛、道两教并盛的金元明时期。现存明刊《西游记》杂剧六本,题吴昌龄撰,近世论者推断为明初杨景贤作。这部多本杂剧,较之《取经诗话》,更着重演出取经的缘由、队伍的扩大:前两本演三藏法师的出身、启程,中间两本演收孙行者、沙和尚、猪精八戒,第五本演过女人国和火焰山,最后一本便是取经成功,返回东土。内容有所增减,《诗话》的恶兽蛇、狮之阻难已不见,但与《诗话》中的承传关系,仍然是明显的。孙行者的神通更大,性情带有了几分野性,取经是被迫的,但还是出自“花果山紫云洞”,以前曾经闹过西王母的蟠桃会,过女人国和火焰山,也是依《诗话》而生发。在取经途中收妖降魔,不只是由观世音取代了《诗话》中的大梵天王,助战的还有李天王、哪吒三太子、灌口二郎、华光天王,一批道教的神仙进入了唐僧西天取佛经的故事中。

据古朝鲜汉语书《朴通事谚解》(据相当明前期成书的《老朴集览》编订而成),元代曾经有过一本名作《西游记》的平话,并已刊行。这部书的卷下有一段假设的对话:一人说要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一人说为何要买“那一等平话”?那人回答:“《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下面便叙说孙行者过车迟国和伯眼大仙斗法的一段情节,与小说《西游记》第四十六回相较,虽然简略,而内容非常相近。书中还有几段注文,介绍了三藏法师的简历;孙悟空原是“花果山”“水帘洞”的老猴精,曾偷蟠桃,偷老君灵丹,偷王母仙衣,被玉帝遗灌口二郎擒获压在花果山石缝内等事;以及随三藏法师取经的还有沙和尚和黑猪精朱八戒,一路“降妖去怪,救师脱难,皆是孙行者神通之力也”;还有一段叙及唐三藏西天取经,过多少恶山险水,见多少怪物妖精,注文列举了“遇黑熊精、*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过棘钓洞、火焰山、薄屎洞、女人国”,可以想见降妖驱怪的情节已相当丰富,随着神魔斗法的情节的增多,故事的趣味性增强了,原来弘扬佛法的意旨也就相对地被冲淡了。为了增多降妖驱怪的情节及其趣味,让读者感到“热闹”,将道教繁多的神仙、真人拉进取经故事中来,借助于某些缘故造出一些与天宫、地尊有关系的妖魔,形成佛、道互补的混合局面,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因袭了这样一个完整而丰富的宗教题材,明中叶问世的小说《西游记》,怎么会成为一部流传了数百年的小说名著呢?

下面我们进入《西游记》的小说世界吧!

三横空出世的新主角

《西游记》不再像先出的《诗话》、杂剧那样,先叙取经的因由,在猴行者加入取经行列之时,仅对其来历做一番非情节性的交待,而是把孙悟空摆在了小说的开头部分,用了七回的篇幅,详细地写了他的出身、取经前的作为,这不仅是表明了孙行者进一步地成了小说的第一主角,叙述者最钟爱的人物,而且也显示了小说内在意识的变化和与取经故事原旨的离心倾向。

孙悟空的出身带有超越佛、道传说的神秘性。他没有脱去以前取经故事赋予的猕猴形貌,依然是一副猴精的样子,却不是一般的年久成精的老猕猴,而是一个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自然化育的石猴;也不带有小说中出现的包括玉帝、老君、如来佛在内的一切神道、妖魔的世俗辫子,既不属于佛,也不属于道。他的授业师傅,据说是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讲的是道家的《*庭经》,亦佛亦道,却更像是一位超然独居于三界之外的隐迹遁形者,从未参与一切事务和斗争,也可以说不佛不道。这种本乎自然、恍兮惚兮的神秘性,意味着他既超越凡俗,又超越佛、道,象征性地预示了他后来的任性难驯。

前七回写了孙悟空任性而为、桀骜不驯的举动:闯龙宫,借兵器,四海龙王俯首帖耳;闹冥府,十殿阎罗王拱手听命,任他勾生死簿中的猴属名字;大闹天宫,搅乱瑶池蟠桃会,偷老君炉里的灵丹,玉帝亦无可奈何。龙宫、冥府、天宫,佛、道徒编造出的这三个世界,关系着世间人的生活、生死、祸福三个方面,当民间人还不识其虚幻无稽的时候,便有着幻想的现实性,认为民间人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些神祇的意志中,从而成为人们精神上的祈求对象和威慑力量。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困苦不幸的时候,也会产生逆向性的心理,期望摆脱这些神祇的约束、支配。孙悟空的这一系列的举动,不论小说的作者是否意识到,实际上正是曲折地反映着这种不止是属于他个人的逆向心理。

闹冥府的情节,今天看来是最荒唐的,但在产生小说的那个时代,却是有着最现实的意义。在民间宗教迷信中,冥府是掌握世间人的生死轮回的机关,被渲染得极其阴森恐怖,大小*判面目凶恶狰狞,对世人的精神形成十分强烈的威慑,不敢轻举妄为。小说描写冥界,抛开了恐怖色彩:孙悟空打死了阎罗王差来的勾死*,挥动金箍棒,一路打入森罗殿,吓得十殿阎罗惟命是从,从注定众生灵生死轮回的簿籍中,强行勾销了同类名字,然后摔下生死簿子,说道:“了帐,了帐,今番不属你管了!”又一路打将出去。(第三回)这可谓一扫阎罗王的权威。孙悟空的这番话,可以说是调侃,而调侃便有嘲谑的意味,个中也不能说没有映射出尚处在迷信*神状况中的芸芸众生希望摆脱生死轮回的心理。

小说因袭了道徒们编造的材料,绘出了一幅完整的完全类似封建朝廷的天宫图像,但却不再是显示其严庄妙相,显示其神圣、威严。孙悟空手持一条金箍棒,便把它搅得个天翻地覆,几乎不可拾,严庄妙相被撕得粉碎,神圣和庄严荡然无存。当如来佛被请来向孙悟空兴师问罪时,孙悟空的回答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句从凡间借来的粗率的石破天惊的话语,直是对被说成是主宰天地万物的神道的永恒性的怀疑、挑战。如果径直地说成是农民起义的反映,自然是把精神领域里的现象看得简单化了。然而,就这种幻想的情节和话语的本源来说,不管作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也是对现实中主宰天下万方的皇权不可动摇的观念的挑战,或者说是开了大玩笑,个中也寄寓着对现实中凌驾社会之上的朝廷的离异之心。这在当时叫做异志、二心,是罪当灭族的事情,只能在被视为不经之谈的幻想小说中,才找到表露的机会,并如此堂皇地表露出来。所以,不论是否明乎其间奥秘的读者,都会从这稀世之音里,分享到快意、欣慰。

在这里,我想做出这样一个解释,就是:幻想总是对现实境遇的超越,表达是摆脱现实苦难困境的祈盼,幻想中的超人、神话性的英雄都不外是现实人的希望、祈盼的化身。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这一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就是这样一种“超人的存在物”的文学形象,他反映的不是某一个人、一种人的具体的生活幻想,而是社会的集体的人的普遍性的摆脱君权、神权和自然世界的统治的祈盼。

《西游记》小说一开头就把热情赋予了孙悟空,借着原有的一点因由,渲染其对诸界神祇的轻漫、桀骜不驯,便显示了与取经故事原旨相悖的倾向,注定后面的取经故事也要发生肌质的变化。

四主体原旨与局部意趣的背反

《西游记》演述的还有唐三藏西天取经故事,取经人还是前已结成的僧徒四众,沿途排除险难、战胜妖魔的内容更丰富,更热闹。八十一难多数还是仰赖神佛(其中突出了观世音)的帮助,如来佛高高在上,法力无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四众最后取经成功,终获正果。如果这样概括这部小说的内容,它与先出之诗话、杂剧、平话,一脉相承,并无二致。

事情还不只是这样。小说的多数回目,如“外道迷真性,元神助本心”(第三十三回),“群魔欺本性,一体拜真如”(第七十七回)等等,以及插进情节里外的许多韵文,如“佛说密多三藏经,菩萨扬善满长城。摩诃妙语通天地,般若真言救*灵”(第十五回),“法王灭法法无穷,法贯乾坤大道通。万法原因归一体,三乘妙相本来同”(第八十四回),混杂着佛、道经文的口头禅,将许多情节的内容归纳为令人似懂非懂的玄言佛理。如果如此来看,小说较之先出之诗话、杂剧、平话,佛、道互补的宗教色彩更为浓重。

然而,即便如此,《西游记》小说也没有成为一部顶礼神道、弘扬佛法的说教书。因为在这既定的取经故事的大框架里。在许多与各种妖魔斗法的生动有趣的情节里,作者注入了寻常的世态人情,如鲁迅所说:“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说(中)》)这样,读者从小说里既看到了光怪陆离、绚丽多彩的斗法情节,游心娱目,又从中领略到人世间的形形色色的内容,感到亲切、快意,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譬如说,取经人僧徒四众,无论是唐三藏,还是原属神魔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便各具人之性情。唐三藏之心慈面软,又不明事理,遇到险难便埋怨别人,这已失去了对高僧的敬重。孙悟空机智、好斗,玩世不恭,时而揶揄神佛,捉弄猪八戒。猪八戒最世俗,呆头呆脑,却经常耍小心眼,口馋,偷懒,好说谎,又标榜自己最老实,十分俗气,可笑却不可恶。沙和尚厚道,埋头挑着那一副担子,寡言少语,才是典型的老实人。四人四种性情,都反映出现实生活中人的某些特征,他们之间的亲和、纠纷、调笑,便打破了旅途中的寂寞、枯燥,生发出种种读者并不陌生的生活情趣,是是非非自在其中,读者自能意会,从而进入了品味人生的境界,读者也往往置书中那些似懂非懂的玄言佛理于不顾了。

小说取经部分写入多样的世态,大概言之是两种方式、途径。一是在取经人的行程中塞入了在前七回里无立足之地的人世间诸色人物,并以现实生活的原样显现其世俗面目。黑风岭附近一座观音禅院的那位老和尚,和取经人斗富,已见其凡心未泯;看了唐僧有袭宝贵袈裟,便生出贪心,竟干起放火杀人的勾当。(第十六回)在天竺国铜台府地灵县里,僧徒四众惩治了打劫的毛贼,反被诬为劫财害命的强人,号称“平生正直,素性贤良”的刺史大人竟不分皂白,用酷刑逼供,押在牢狱里,禁子们又把他们推入辖床,乱打一通,勒索钱财,直似封建官府衙门的真实写照。(第九十七回)车迟国、比丘国里,都是国王庸弱、昏愦,妖道或恃法术,或进美女,成了挟制国王的国师、国丈,一个恣意迫害僧人,一个要用一万个小儿的心肝给国王“煎汤服药”。(第四十四回、七十八回)妖道虽非凡人,情节是虚幻的,但这种荒唐的事情,岂不正影射出这部小说写作时代嘉靖皇帝宠信道士,邵元节、陶仲文之流以烧炼符咒、进长生术而得幸的朝*腐败的荒唐情况!

更有意思的一种方式,是小说的叙写中,将世俗人的庸俗习性,也程度不同地加在了神佛身上,连道教最早崇奉的至尊之神老君、佛祖如来佛和民间信仰中最圣洁、慈悲的观音菩萨,都没有逃脱被揶揄、嘲谑。孙悟空为救活乌鸡国王向老君讨金丹,老君开始不给,讨价还价,还是怕孙悟空偷取,才取来葫芦故作“倒吊过底子,倾出一粒金丹”,好不舍得地说:“止有此了。”孙悟空假装要尝尝,试试真假,一口吞下,老君慌得一把扯住,揝着拳头要打,直至从孙悟空颔下的嗉袋里捻到那一粒金丹,方才罢休,好一付小家子气!(第三十九回)孙悟空抵不过红孩儿的三昧真火,向南海求助。观音菩萨先是卖弄自己的净瓶有“架海的斤量”,孙悟空拿不动,她轻轻地托在手掌上说:“待要与你拿了去,你拿不动。待要着善财龙女与你同去,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只会骗人。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来寻你?你须留些什么东西作当。”(第四十二回)卖弄已算不得超凡入圣,还竟说出怕人骗去其美貌的龙女的话,就更庸俗了。西方净土也并不干净,佛经也不是白传,取经人到如来佛的雷音寺里,就遇到了索取人事的麻烦。唐僧师徒远道跋涉,没有准备,得到的是数卷“并无半点字迹”的白纸,待到重返雷音寺告管经楼的阿傩、迦叶“掯财作弊”,如来佛竟说“经不可以轻传,亦不可以空取”,还说从前曾为人诵经,保他家安全,“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金”,是“忒卖贱了”,简直像是以传经做交易了。下面还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二尊者(阿傩、迦叶)复领四众到珍楼宝阁之下,仍问唐僧要些人事。三藏无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钵盂,双手奉上道:“弟子委是穷寒路遙,不曾备得人事,这钵盂乃唐王亲手所赐,教弟子持此,沿路化斋。今特奉上,聊表寸心。万望尊者不鄙轻亵,将此收下,待回朝奏上唐王,定有厚谢。只是以有字真经赐下,庶不辜钦差之意,远涉之劳也。”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伽叶却才进阁检经,一一查与三藏。三藏却叫:“徒弟们,你们好生看看,莫似前番。”(第九十九回)

在佛徒们所向往的极乐世界里,跋涉了万里的取经伟业竟变成了这样一幕世俗的闹剧,这岂止佛头著粪,简直粪涂佛头,画出个俗气不堪的丑脸,让读者忍俊不禁,哪里还会顶礼膜拜!

神佛原本是人创造出来的。古代的造神者和职业教徒抓住某些因由将他们心目中的伟人高士神灵化,把他们摆设在天堂或者别的神秘世界,使之超越凡俗,高高在上,庄严神圣,法力无边,成为使人敬畏、虔诚信仰的精神偶像。《西游记》小说沿袭着佛教取经的故事,依据佛、道原有的宣教材料,重新展现佛、道神祗的面貌,个中却发生了逆向性的转化,或者说半是顺从半是反其道而行之,将神佛从天上拉向了人间,还给他们世俗人的性情、品格。写他们像世间人一样的俗气,一样的计较得失,甚至庸俗、卑劣,也就抹去了加在他们头上的神圣灵光,变得不那么神圣,不那么令人敬重,不那么值得虔诚信仰了。这正应了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的:“谬误在天国为神祇所作的雄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

事情就是这样,《西游记》小说写的还是唐三藏取佛经的故事,但是在这个既定的大框架里,却充溢着多样纷繁的异己的内容,表露出离经叛道的意趣。在小说中,一切都被世俗化了,读者从神魔斗法里看到的往往是自己熟悉的社会诸相。将神佛世俗化,时而投以大不敬的揶揄、调侃,也便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其原本人为的神秘性、神圣性,但觉得好玩,而丢掉了虔诚的敬畏。这就是《西游记》小说的精髓、价值之所在。

五化庄为谐,“但觉好玩,忘怀得失”

勿庸否认,《西游记》小说的内容是驳杂而自相矛盾的。宗教性质的题材和揶揄神佛、嘲谑佛、道两教的具体细节的并存,便构成了自身的不和谐,形成无法消解的矛盾。这是这部小说的基本特点。但是,这并非不可思议,而是哲学、经济学、宗教、文学诸意识形态中合乎规律的现象。从事精神生产的人都是以先前的思想材料为前提,又不能不承受现实社会的无言的影响。这样,旧的思想材料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不能不受到修正、改造,遭到新的解释,发生内在的变异;新的思想、新的作品也往往穿着旧服装,拖着旧尾巴出现。所以,旧体系、旧语言形式和新思想、新内容常常不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呈现所谓“旧瓶装新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西游记》小说中,只不过表现得更突出、更复杂、矛盾更尖锐罢了。

唐三藏取佛经的故事原本是弘扬佛法的,在流传中接纳了道教的神仙参与其中,不无矛盾地融合在一起,到了写定《西游记》小说的明代中叶,社会关系、社会习尚、社会意识发生了变化,理学中出现了非儒薄经的异端之尤的李卓吾,文学思想中出现了尚真尚俗的公安派,文艺创作中出现了张扬人性、反礼教、反宗教禁欲的许多作品,如徐渭的《玉禅师》、冯惟敏的《僧尼共犯》、汤显祖的《牡丹亭》等,奏出了音调激越而富谐谑之趣的人文主义思潮的交响曲。一切神圣的偶像和清规戒律在这时都受到了怀疑、挑战。

唐三藏取佛经的故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也必不可免地受到这股人文主义思潮的侵蚀,内里发生了肌质的裂变,原来的宗教说教及其图像,遭到了世俗常情的诠释,天界与凡间等无差别,一切神圣一经轻轻点破,便大煞风景,不复为神圣了。这也就造成这部小说庄谐并陈、化庄为谐的基本格调。

唐三藏取经故事从一开始便是串珠式的结构,取经人所经历的磨难,显示着其坚毅不拔和佛法无边的意思。《西游记》小说扩展为八十一难(叙写简繁不一),原有意思没有完全消失,但叙写的重点却转移向游戏、调侃之情趣。如过荆棘岭,过稀柿胡同,原始的意思是克服地理险阻,小说中没有让唐三藏为难受苦,而是依据人尽其材、物尽其用的生活道理,让猪八戒施展其特殊的兵器(农家的钉钯)和特殊的体能(猪习惯用嘴拱物)的功用,开出了一条通道,可算是游戏之笔,富有童话之趣。(第七十四回、七十七回)在车迟国里,孙悟空与三个妖道斗法,比砍头、剖腹、滚油锅,都是生活中让人惊恐的事情,小说写来却成为孙悟空捉弄妖道,与周围观者逗乐的游戏,完全没有一丝紧张严肃的气氛。(第四十六回)与《朴通事谚解》中记载的这段情节比较,小说中逗乐的成分更重。

化庄为谐的另一种情况是喧宾夺主,在劝(崇佛)、惩(情欲未除)旨意十分明确的情节里,津津有味地详写并挪揄世情、世态,不背乎原旨,而兴趣却在彼而不在此,谐谑超过劝惩。灭法国一节,内容是写发誓要杀一万个和尚的国王,受到取经人的警告,便归心向佛。此一节的主要篇幅却是写唐僧四众进入灭法国,吓得改去和尚装束,战战兢兢,惟恐被识破。店家女主人以为他们是骡马贩子,想多赚些银子,热情接待。可是,他们既不吃荤腥,又不招妓,希望落空,哀声叹气,一幅逼真的世俗画。唐僧师徒怕夜间暴露出和尚头,竟睡进一个大柜子,又被店内伙计勾来强盗抢走了柜子,出了番洋相。小说作者为了利用僧俗的反差造趣,连取经人也遭到了嘲谑,最后规劝国王改心崇佛,也就成了不起眼的余事。(第八十五回)“四圣试禅心”一节,在禁不住美女诱惑的猪八戒身上大做文章,猪八戒丑态百出,出语下流,还让他蒙起脸来摸女人,名曰“撞天婚”,来回扑抱、扑摸,一个也没有摸到,跌得嘴肿头青,结果却被吊绷到树上。此节虽为考验取经人而设,意旨明白,但如此这般的庸俗闹剧,也就只有恶谑而无严肃性了,更何况还给佛、道两家的女神——黎山老母和普贤、文殊两菩萨,起了“真真”“爱爱”“怜怜”之类俗气得类乎妓女的名字,让她们充当引诱男人的角色,岂不也是对高洁的女神开大不敬的玩笑!(第二十三回)

《西游记》小说中还往往随处生发,信手插入几笔,让孙悟空、猪八戒耍点调皮,说几句调侃话,就冲淡了、化解了神佛的威严、崇高。闹天宫是以如来佛擒住孙悟空告终的,孙悟空虽然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但他却在如来佛的手指间“撒了泡猴尿”,留下一股“臊气”。(第七回)天上的这一兴师动众的伏魔壮举,经过这样几笔点染,便化作了一桩笑谈,胜利和失败倒变成无须计较的事情了。取经部分,这样的游戏之笔更多,有的还颇有深意,不止令人解颐。孙悟空在万寿山偷吃人参果,一怒推倒了仙树,惹了麻烦,被迫各方求神仙医树。福、禄、寿三星应邀到来,迎头加了一段猪八戒戏弄三星的小插曲。猪八戒先是就寿星的相貌,呼他“肉头老儿”,又将自己的僧帽套在他头上,笑道:“好!好!好!真是‘如冠(官)进爵’也!”(讥刺禄星专做这等勾当)寿星骂道:“你这夯货,老大不知高低。”八戒道:“我不是夯货,你等真是奴才!”福星道:“你倒是夯货,反敢骂人是奴才!”八戒又笑道:“既不是人家才,好道叫做‘添寿’、‘添福’、‘添禄’?”(第二十六回)这貌似插科打浑的玩笑,实则含有几分睿智,几分哲理。在车迟国斗法前,孙悟空带着猪八戒、沙和尚去三清观戏弄正在做醮事的妖道,变作道教最高的三位神——元始天尊、灵武宝君、太上老君,让猪八戒将三位天尊的神像丢进“五谷轮回之所”。猪八戒口里念念有词:三清,三清,我说你听:远方到此,惯灭妖精。欲享供养,无处安宁。借你座位,略略少停。你等久坐,也且暂下毛坑。你平日家受用无穷,做个清净道士:今日里不免享些秽物,也做个受臭气的天尊!(第四十四回)这不止冷讽热嘲,竟直是公然亵渎了。

《西游记》小说是驳杂的,充满矛盾的。作者接过来这个旨在弘佛的取经故事,又不得不采纳了自己既不当行又不信仰的佛理玄言,但他富有人生阅历,洞察世情,有一颗愤世嫉俗之心,于是以游戏之笔,将自己体验到、意识到的充注于这个既定的故事框架中,笔驰骋于方外,心却紧贴着世间,时而假幻想暗示人生,时而径直地和盘托出,又禁不住以愤世之心来观照心灵中的神佛,神佛也就变得荒谬可笑了。他无法超越历史,也就只能在自己选定的取经故事的框架中,来表现自己的经验和心声,正如他最爱的孙悟空一样,带着一顶紧箍帽,不得不顺从神佛的旨意去取经,只是在有可乘之机的地方,做一番揶揄、嘲谑,乃至对所敬之取经大业都表示质疑。在狮驼国,孙悟空听说唐僧被妖精蒸过“夹生儿吃了”,甚是凄惨,自言自语:“这都是我佛如来坐在那极乐世界,没得事干,弄了那三藏之经;若果有心向善,理当送上东土,却不是个万古流传!只是舍不得送去,却叫我等来取,怎知道苦历千山,今朝到此丧命!”(第七十七回)

文学作品的价值和魅力,不在于题材,不在于抽象的说教,而在于具体的、生动的、形象的社会内涵和贯注于其中的理智、精神。正因为这样,《西游记》小说便理所当然地为世世代代的人们所理解、爱读。

本文刊载于《中国文化论衡》(年第2期,总第10期),具体注释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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